沒有人懷疑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正迅速提高、生活條件正迅速改善;也沒有人懷疑,隨著社會不確定因素增多,人們正面臨越來越多的生活風險——事故、污染、健康威脅,甚至還有普通百姓意料之外的困境:在電廠林立的今天,居民竟在炎熱的夏天飽受斷電之苦。
在北京參加國際心理學大會的心理學專家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指出,中國正處於社會與經濟的轉型期,同時也是心理問題的高發期,各類心理問題層出不窮:「前赴後繼」收受賄賂的交通局長、討薪不成跳樓的農民工、報復校園的大學生、綁架人質的下崗工人,以及被焦慮症、憂鬱症困擾的眾多社會精英。
「這些事情背後,暗含著社會轉型帶來的人們心理壓力的失衡狀態,個人的不健康心理導致了許多慘劇的發生。」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王登峰說。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為中國人提供了越來越開放的社會發展空間和相對豐富、暢通的社會流動途徑,也造就了中國人總體上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近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社會由上而下的各階層中,六成多的人希望向上層流動。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對物質利益的過分追求、對精神層面的淡漠、社會責任感的喪失,已經支配了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上升為某些領域和人群的普遍社會心理。
「中國人的生活條件、居住環境這些年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從工資幾百元增加到幾千元的中國人,比過去更滿足了嗎?」王登峰分析說,收入一百元的時候,人的需求也很少;當收入升至一千元甚至幾千元時,從心理學上講,人們的欲望迅速膨脹。而在這個過程中,收入增加能帶給人們的物質滿足其實非常有限。「許多國家的人們都在工業化進程中,心靈經受了更多挫折。」
他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人們的社會地位、等級決定了他掌握的社會資源;而市場經濟把人們推向市場,在優勝劣汰的法則下,人們普遍感到「自己成了商品」。上了貨架的人們拼命想被人關注、成為名牌,以體現自己的價值。
「就像如果人是飲料,那麼人人都想做可口可樂。」王登峰比喻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許多國家幹部和學校老師為了通過高收入體現自身價值,不甘寂寞,從商「下海」成了那個時代的印記。「他們在拼命『成為可口可樂』的過程中感到了壓力,而即便『成為可口可樂』之後,又覺得失去了很多。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經歷了太多心靈上的折磨與煎熬,造成了群體性心理失衡。」
來自美國的尤韋·吉倫教授長期從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他認為,中國現在與美國六十年代的社會很相似:伴隨經濟迅速發展,人口大量湧入城市,轉型期的社會、經濟乃至個人的不確定因素,與「焦躁」的社會心理相結合,必然導致眾多的社會矛盾。
北京大學心理學副教授指出,當人們對未來沒有良好預期、感到無法把握自己的未來時,就會更多地著眼於眼前利益,衝動性增加——於是商人製造了阜陽的劣質嬰兒奶粉、非典時期的假醫用手套;他們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以無視對環境造成的污染,也可以不惜工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按照心理學家的說法,腐敗行為的心理因素更為明顯。「當官並不比做商人輕鬆。」為官一任都不願無所作為,但身在官場,一些人耳聞目睹了許多依靠不合法手段獲取高位的例子,便自認為晉升之道未必在於為民辦事。在這種心理傾向的支配下,一些人無法將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於是各種災難性事件頻頻發生。
心理學家特別強調,農民和農民工的心理問題尤其應引起高度重視。中國在發展,但農民的地位在下降。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中國的工業化更多是以消耗資源為代價的,農民在其中付出的多、獲得的少。例如,山西以煤礦資源豐富著稱,而冒著生命危險在煤窯裡工作的挖煤農民,每個月只有五百元收入。面對來自城市的巨額利益獲得者,他們不可避免地產生心理失衡。
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中國的教育沒有跟上社會變革的步伐」。專家指出,社會競爭增強,教育已一天天變成讓小孩子記住知識,忽視了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社會化訓練。於是一代代大學生、高中生更多地考慮怎麼讓自己過得開心、過得舒服;面對困難和壓力時,許多人出現反常行為,於是有了馬加爵報復校園的極端例子。
心理學家已經開始探索解決方法。在政治領域,中國科學院已就變革時期的領導者建立科研課題,通過事件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考察人的品行、衝動性、責任感等指標,並通過探索具有較好信度和效度的測量工具,建立中國領導勝任特徵的數字模型。
「這一科學模型有望成為中國領導幹部選拔的重要指標。」
在美國,有學者專門研究法官腐敗,他們通過調查不同法院的工作氣氛、法官的家庭關係,確定什麼樣的法院更容易滋生腐敗,進而修改其工作規則和工作方式,為政府制約腐敗提供意見。專家指出,中國在這方面開展類似的調查研究,必將對反腐敗工作提供有力幫助。
就當前中國人的個體心理問題,尤韋·吉倫建議開辦輔導母親們如何培育孩子的項目。「相對於其他社會群體,年輕人的心理行為更容易矯正,並且,年輕人是一個國家的未來,而母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國的教育體系亟須改革。傳統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很成功,但能夠讓青少年受用一生的行為教育明顯不足。現在需要的是行為規範的教育,讓學生做到按時上課,知道怎樣與老師相處,通過訓練告訴他們:在面對困難、面對紛繁複雜的矛盾時,應該怎樣去做。
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說:「金錢並不意味著快樂,迅速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反而會承受越來越多的心理問題。」他呼籲,心理學家應不斷加強與社會學家、公共政策研究者合作,為社會的管理決策提供理論依據和方法建議,為日常生活——特別是各類突發事件導致人們心理壓力失衡——進行正確引導和及時疏通,為社會協調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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