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接連發生的員工自殺事件,引起社會對自殺現象的極大關注與深刻反思。自殺與離婚等現象雖然在幾乎所有社會都隨著現代化進程而趨於高發,但如此密集地發生在同一個企業內部,仍屬罕見。任何僅以個體的、個別的原因去解釋富士康「十一連跳」,都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國自殺人數約占全球自殺總數的四分之一,自殺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且呈現出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的特徵:農村自殺率明顯高於城市;女性多於男性;三分之一的自殺致死案例中,當事人並不存在精神障礙;60%的自殺未遂者屬於衝動型自殺。而弱勢群體,正是自殺行為的高危人群。
隨著社會快速發展與家庭結構變遷,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正忍受晚年的孤寂。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常常被親屬乃至整個社會所忽視,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其中一些人患上憂鬱症,甚至釀成自殺等嚴重後果。
數據顯示,老年人已成為中國自殺率最高的人群:占每年自殺人數的36%,每三位自殺者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每年至少有1萬名55歲以上老人自殺死亡。
著有《自殺論》的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又譯作塗爾干)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自殺不應以個人心理探討,自殺是社會影響個人的」,是一種「失范」現象。
他認為,「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因為自殺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當社會的動亂和衰退造成社會文化的不穩定狀態,破壞了對個體來說至關重要的社會支持與交往,人們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便隨之被削弱,自殺率往往因此明顯增高。
由此可見,把自殺的原因僅限於個體自身是很狹隘的。無論是富士康「十一連跳」,還是其他自殺事件,都難以單純用個人因素來解釋,我們應該把自殺事件提升到社會層面上來審視。畢竟,一個人只有在無法面對現實、看不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時,才會選擇輕生。
同樣地,老年人成為自殺與憂鬱症的高發人群,也與其生活條件、生存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家庭地位、社會地位的下降,家庭與社會支持的缺失,以及整個社會尊老風氣的式微,都是造成老年人自殺現象的重要原因。
對於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危機干預,最根本的路徑就在於給予他們面對現實的勇氣和力量,讓他們看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這無疑有待於從根本上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條件,優化他們生存的社會生態環境——唯有讓每位長者在晚年活得有尊嚴、有依靠、有盼望,才能真正遏止老年自殺悲劇的不斷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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