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領導者儘管在事業上成就斐然，卻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受到情結、自戀、自卑、自負、輕信等心理因素的困擾，甚至因此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本文從歷史典籍中選取拿破崙、諸葛亮、朱元璋等性格鮮明的歷史名人，嘗試從心理學的角度剖析他們的領導行為，以期警示世人、開闊視野。
拿破崙一生最著名的名言是：「在我的字典中，沒有『不』字。」然而他或許沒有察覺，這句話正是他一生悲劇的根源——正是這種信條，滋養了他的極度自戀。
在心理學上，自戀泛指個人強烈的自我重要感，以及過高估計自身能力的傾向。拿破崙並非天生自戀。他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屢建奇功，贏得「常勝將軍」的美譽，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超乎尋常的自信。1804年，拿破崙因赫赫戰功被法國元老院正式授予皇帝稱號。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更曾放出豪言：「我不知道有什麼極限」、「只嚮往一個世界帝國，世界要求我來統治它。」於是他向整個歐洲宣戰，自信最終蛻變為自戀，也一步步把他推向滅亡。
拿破崙用自己一生的興衰告誡世人：自戀會使人分不清現實與夢想之間的巨大鴻溝，幻想自己可以戰勝一切。由自信滑向自戀後，他過高估計自我的重要性與個人能力，貪婪得不知天高地厚。可惜的是，屢屢得手的勝利讓他毫無危機意識，只剩下不斷進取的衝擊意識。
結果便是：戰勝他人的次數越多，輸給自己的機會就越大。
諸葛亮一向被視為領導者的典範，但他同樣存在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雲長—文長」情結。心理學上所謂「情結」，泛指個人潛意識中的某種定向思維模式，它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一個人的判斷與決策，有時甚至看似毫無理由。
諸葛亮克復中原壯志未酬，關羽痛失荊州是主要原因。關羽逞強好勝、剛愎自用，以致貽誤大事。而蜀營之中，恰好有一人從相貌到性格都神似關雲長，此人便是魏延（字文長）。《三國演義》描寫魏延出場時稱其「面如重棗，目若朗星」，與介紹關雲長出場時的「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極其相似。
當年關羽未能貫徹諸葛亮「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策略，使蜀國腹背受敵；荊州一失，諸葛亮日後六出祁山，都必須跋山涉水一個多月才能抵達渭水。倘若荊州不失，蜀軍本可由水道出川，數日之內直抵洛陽。諸葛亮心中對關羽的怨恨不言而喻。偏偏魏延又不識相，屢屢提出孤軍深入的冒險主張，這豈不正像當年關公的狂妄？
更微妙的是，「文長」與「雲長」二字在古漢語中發音相近，喚一聲「文長」，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雲長」。可以想像，諸葛亮的「雲長—文長」情結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日積月累而成，久而久之對魏延產生一股說不出的厭惡。他平時打壓魏延，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發洩對關羽的怨氣。
諸葛亮死後，魏延旋即被誅殺，並禍及三族，堪稱蜀國第一大冤案，而其根源正在諸葛亮身上。可嘆魏延自建安十四年至建興十二年，26年效命劉蜀，官拜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南鄭侯，卻落得不得善終的下場。
朱元璋的人格一生經歷了幾次重大轉變，深刻影響了他的決策。早年的他渴望生活安定、眷戀親情，投身郭子興的紅巾軍，最初不過是為了保命餬口。
中年的朱元璋堅韌不拔、虛懷若谷、恢宏大度。他處事公平，善待書生，雖疾惡如仇卻能善待敵手。特別是他對龍虎山道觀的保護，使他首次對自我產生了使命感。
然而晚年的朱元璋卻變得疑心深重、剛愎自用，稍不如意便動殺機。洪武十年前後，他的人格出現明顯斷代，心理學上稱之為「人格分裂」，泛指一個人穩定的心理特徵突然出現某些結構性變化。此後他越來越偏執，越來越容不下不同意見，與早年相比判若兩人。
朱元璋的人格分裂源於強烈的自卑情結。他始終擔心有人恥笑他的出身、鄙視他的智力，甚至謀篡他的皇位。因此，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能善始善終，也不相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能令他高枕無憂。他在中國歷史上首創「族群屠殺法」，目的就是確保朱姓王朝綿延流長，使皇權膨脹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晚年的朱元璋，人格分裂已到了近乎喪心病狂的程度，多疑只是最直接的表現。他明知自己做了許多傷天害理之事，卻仍義無反顧地去做——只因為他始終深陷自卑，無法自拔。
拿破崙的自戀、諸葛亮的情結、朱元璋的人格分裂，三位歷史人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印證了同一個道理：再卓越的才華與功業，也無法彌補心理盲點帶來的致命缺陷。對現代領導者而言，唯有保持自我覺察，正視內心的自卑與偏執，學會傾聽異見、接納批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在領導之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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