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元帝劉奭登基之後,依循慣例安葬先帝、冊封岳父為侯,接著便下詔征集賢良,廣納建言。稍微像樣的皇帝都懂得,「讓大家提意見」是有道明君的規定動作。正如樣板戲《沙家浜》裡的沙奶奶請傷病員提心理意見,收穫的是一頓暴誇;皇帝讓大臣提意見,結果也大同小異——不是把馬屁寓於意見之中,就是直截了當的歌功頌德。
有位名叫貢禹的賢士被征召入朝,他上書陳述政見,主張建設節約型社會。他的邏輯頗為清晰:要建設節約型社會,得先建設節約型皇室、節約型朝廷——官家奢侈成風,號召民間節儉還有效嗎?官富民窮,老百姓想不過節約的日子可能嗎?貢禹的話雖然有些陳詞濫調,但主旨確實不錯。
不料,貢禹式的批評卻遭到司馬光更嚴厲的檢討。司馬光認為:忠臣侍奉君主,應當揀皇帝最嚴重的錯誤、最難改正的毛病,在第一時間提出來督促改正,其他小毛病稍帶著就能改正。漢元帝剛登基,有心向上,恰如一張白紙,又虛心向又虛心向貢禹請教,貢禹就該抓住機遇,先指出最急迫的問題,別盡說那些不著邊際的事。
那麼,漢元帝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司馬光的答案是:「優游不斷,讒佞用權」——遇事優柔寡斷、任由奸佞掌權,這才是當時的大問題、核心問題、關鍵問題。而貢禹對此隻字不提,反而喋喋不休地大談節約。司馬光甚至挖苦道:漢元帝從小就摳門,是個先天性的小氣鬼,節約打娘胎裡出來就會,貢禹啰啰嗦嗦糾纏這個破問題,到底是何居心?
如果硬掰大道理,司馬光對貢禹的指責並沒有錯。問題在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根本講不了大道理;即便是司馬光生活的時代,也不是天天講大道理,大家玩的是官場潛規則——差不多就行了,誰會那麼認真地去拂皇上的逆鱗?那不是找死嗎?越是真的錯誤、真的問題,越不能講。連阿Q都有「光」和「亮」的忌諱,何況握有殺伐大權的皇帝?
皇帝心情好的時候,要彰顯虛懷若谷的優良作風時,臣子才能拿一些雞毛蒜皮的小節問題小心翼翼地提一提。最好的批評,是把他的優點從另一個角度概括成「缺點」——例如廢寢忘食地工作,就可以概括成「不愛護身體」。這樣的批評才是切實可行的,這就叫「中國式批評」。
漢元帝「知惡不能除,知善不能用」,這是後世的定評。但在當時,元帝剛登基,貢禹又是剛被推舉上來的「見習生」,怎麼能一開口就直斥皇帝「優游不斷,讒佞用權」?貢禹提醒皇帝繼續保持勤儉作風,這是永遠不會錯的。畢竟貢禹不是皇帝的反對黨,一上來就衝著皇帝的命門死穴招呼,這還叫君臣關係嗎?
給領導提意見,揀能說的說,不能說的永遠閉上你的鳥嘴。至於司馬光站在干岸上打氣煽風、苛求古人,也確實相當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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