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養生：中醫心理學的歷史淵源與現代啟示

什麼是「情志」？

所謂情志，是指喜、怒、憂、思、悲、驚、恐七種情緒活動。中醫學將人的心理活動統稱為情志，或稱情緒，它是人在接觸和認識客觀事物時，人體本能的綜合反映。

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有兩重性，既能利人，也能害人，情緒與情感的變化亦然。《養性延命錄》所言「喜怒無常，過之為害」，正道出情志失調的危害；宋代《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更正式將喜、怒、憂、思、悲、恐、驚列為致病的內因。

不過，在正常情況下，七情活動對機體生理功能起著協調作用，並不會致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動本屬人類正常的生理現象，是人對外界刺激和體內刺激的保護性反應，適度表達反而有益身心健康。

先秦時期：《管子》開心理衛生之先河

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體健康的重要環節，自古便受人類重視。早在春秋戰國乃至更早之前，諸子百家已有精闢論述。其中《管子》的〈內業〉篇，堪稱最早專門論述心理衛生的篇章——「內」即心，「業」即術，「內業」者，養心之術也。

《管子》將善心、定心、全心、大心視為最理想的心理狀態，並以此作為內心修養的標準，具體而言有三：

• 正靜：形體要正，心神要靜，如此則有益於身心；
• 平正：即和平中正之意，其對立面正是「喜怒憂患」；
• 守一：專心致志，不受萬事萬物干擾，方能身心安樂。

《黃帝內經》：中醫情志理論的奠基之作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黃帝內經》，其心理保健思想遠比古希臘《希波克拉底文集》豐富而成熟。縱觀《內經》，無論是對身心疾病之社會心理致病因素與發病機制的認識，還是對身心疾病的診斷與防治，都有許多精闢論述，並已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

在形神關係方面，《內經》早已認識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駕馭形體，唯有形神統一，才能身心健康、盡享天年，故要求人們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擺脫社會不良風氣的干擾。此外，舉凡心理與生理的密切關係、個性心理特徵的分類、心理因素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地位、心理治療的意義，以及調神攝生的心理衛生等，《內經》均作了原則性的總結，提出許多頗具價值的見解，是研究情志保健的寶貴資料。

兩漢三國：張仲景與華佗的理論與實踐

漢代名醫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暢言養生的重要，同時痛斥當時醫者與世人無視養生，指其「舉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競逐榮勢，企踵權豪」「惟名利是務」，實乃「崇飾其末，忽棄其本」。他勸導世人重生命、固根本，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由此可見，對情志影響健康的認識，仲景較《內經》作者更為深刻。

三國名醫華佗不畏殺身之禍，以激怒療法治癒一位患重病太守的事跡，載於《後漢書》而廣為人知。他還「曉養性之術」，十分重視心理衛生。

唐代：孫思邈的「養性」學說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專設「養性」之論，不僅整理了唐以前有關調神養心的論述，更提出獨到見解。例如「道林養性」篇中的「十二少」（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與相對的「十二多」，便是對情志保健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宋金元：病因分類與心理治療的深化

宋代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將七情刺激列為三大類致病因素（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一，突出強調心理因素在疾病發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張子和，在其著作《儒門事親》中極為重視心理治療，對《內經》的「以情勝情」療法深入研究，並創造「習以平之」等意療方法，使中醫心理治療更趨成熟。

明清：「養神為首」與生活化的養生實踐

明清時期，心理保健學說有了新的開拓與特色。《攝生集覽》提出「養神為首」，認為保養之法雖數以萬計，但養神居首位；在睡眠與精神的關係上，指出不寐與情志相關，倡導「入寐之法，首在清心」。

明代高濂《遵生八箋》則提倡鑒賞書畫、文房四寶、各種花卉，以及遊覽、登高等活動以陶冶精神，實為當今旅遊、登山健心觀點的理論之源，至今仍帶來方法論上的啟迪。

現代啟示：情志保健不可等閒視之

如今，中醫學中的心理保健思想正逐漸受到重視。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是：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而是「個體在身體上、精神上、社會上完好的狀態」。

由於「人類已進入情緒負重的非常時代」，當代社會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心身疾患，已成為普遍存在的多發病與流行病。從疾病譜的改變即可充分說明精神致病的廣泛性——心腦血管疾病與惡性腫瘤已構成對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脅，而這些疾病的產生與社會心理因素密切相關。因此，情志保健必須重視，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