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定義，偽善是指「某人的道德標準或信仰與其日常行為不一致，需要經常性地做出偽裝」。偽善可以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有些人能察覺自己的行為與信念相矛盾，也有人毫無察覺——但即使是後者，也往往難以逃過旁觀者的眼睛。
你有沒有想過，人們是如何安逸地生活在一個充滿偽善的世界裡？例如，那些堅信《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美國公民，何以同時孕育出曾被南方紳士推崇、至今仍在部分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又或者，德國淳樸的民眾當年為何會支持希特勒迫害猶太人？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充斥著大量不利於工作與生活的負面訊息的世界。你曾否想過，菸草商和他們的家人如何面對吸菸引發全球肺癌的現實？石油商及其家人又如何面對化石燃料導致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人們怎麼會安心地把選票投給不願提供乾淨空氣、飲水與醫療的政客？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否認」與「失調消減」是兩個合理的解釋。
「否認」通常發生在人們拒絕面對現實之時，也可能出現在發現他人的信念與言行存在巨大落差時。儘管如此，否認是痛苦的——人們必須努力說服自己沒有做錯什麼，因而產生潛意識中的衝突。然而，多數活在偽善之下的人並未顯得壓力沉重；比起不停對現實思前想後，看似欣然接受那些偽善與負面訊息，反而輕鬆得多。
偽善與負面訊息會引發認知失調。有趣的是，除了少數經常表現虛偽的人以外——他們反而看起來毫不在意，這或許是因為失調消減現象已影響了他們的理性思考能力。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將人類的思維方式分為兩類：「系統1」憑藉直覺、發自內心、讓人感到舒適且從不令人失望，但常常導致超過五十種不易察覺的錯誤；「系統2」則是完全的理性思維。當人們面對偽善與負面訊息時，兩種思維會同時運作，試圖還原事實並緩解壓力。但此時，情感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看起來，想要舒適地生活在充滿偽善與負面訊息的社會裡，僅靠認知是不夠的——人們需要在偽善與負面訊息出現在眼前時，依然感覺良好。認知心理學證實，大腦處理所認知的事物時會自然產生情感；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更顯示，大腦存在專責產生情感的區域，在人們有意識地處理相關資訊時，會無意識地引發相應的情感。研究者將這種現象命名為「熱認知」（hot cognition），並證實情感可以在人不自覺的情況下改變我們所認知的現狀。因此，人們常常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按照大腦演化的順序，高級思維皮層位於低級皮層之上，因此原始的、負責處理情感的內部皮層，比起新皮層掌握更多的主動權。神經解剖學已提出切實的證據：負責產生焦慮、恐懼與逃生行為的內部皮層，相較於外部皮層，與腦內杏仁核及神經中樞有著更多且更基礎的神經連接。這種差異很好地解釋了為何情感凌駕於認知之上——因為杏仁核不受自主意識控制，相反地，主觀意識卻會隨情感而變化。
「否認」可以被理解為受情緒驅使，其動機是為了反駁偽善中的矛盾，並抵銷負面訊息。這種觀點符合心理動力學標準，被廣泛認同。但在筆者看來，這種理解或多或少存在偏差。下文將提出一個基於情感的替代方案：不同於精神上的掙扎，這種方案依循人們的基本情感需求，打造出一套最完美的理解事實的方法，使人不再為偽善與負面訊息所困擾。
鄧肯（Duncan）和巴雷特（Barrett）以神經網絡作為解釋，取代了將認知與情感截然二分的傳統思路。他們提供的神經學證據表明：「神經迴路會將外部刺激訊號發送至整個大腦，包括我們所稱的認知區域，同時也刺激並影響著感官系統。」事實證明，傳遞情感與傳遞認知的神經網絡緊密相連，認知與情感幾乎不可能獨立存在，兩者無時無刻不在互相影響。鄧肯與巴雷特隨後證實，重新認識這種關聯性，如同在觀念上架起一座橋樑，有助於我們理解日常行為習慣是如何建立的。
僅透過認知功能來理解人們如何舒適地生活在充滿偽善與負面訊息的社會裡是可行的，也可以把人們的憤怒視為對外界認知的一種回饋。但對重視情感的人而言，這樣的理解仍稱不上完整。
鄧肯和巴雷特提到：「我們建議，根據人們注意力集中的位置，將核心事件置於自主意識的中心或背景。」透過這種觀察方式，情感可以被視為另一種認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認知與情感如何塑造人的習慣。
我們很清楚情感何時占據主導地位——人們會表現得情緒化，因為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他人情緒的變化；他人也能清楚察覺我們的情緒，因為幾乎一切都寫在臉上。高興時，人們感到愉悅；傷心時，人們哭泣或退縮；憤怒時，我們看到其隱藏的攻擊性。人們的態度與決策，極其明顯地受到情緒影響。
當情感構成背景、人們只是被動承受情緒時，我們往往難以察覺，因為注意力已被完全引向他處；他人更難注意到我們的情緒變化，因為看不到任何明顯表現。當情緒只在幕後運作，人們不會顯得情緒化，但處於被動情感狀態時，態度與選擇可能更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左右——而且是透過一種特別而不為人知的途徑。
這裡可參考一種名為「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的概念：當人們認為、感覺或渴望某件事是真實的，即使事件本身並非真實，它看起來也是如此真實。這一現象充分證明，信以為真的心理變化確實在潛意識中進行。當潛意識的情感作用於認知系統時，我們便經常錯誤地「一廂情願」。情感可以像認知一樣運作，在不知不覺中改變我們的行為。由於情感多半源於遺傳、不遵循邏輯與常理，因情感而生的想法也因此顯得不可靠。憤怒便是諸多情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任何人都容易在漫長爭論中流露憤怒情緒。在「一廂情願」的框架下，人們的憤怒會在他們的觀點稍被忽略時迅速浮現，甚至不需要有人明確指出錯誤所在。
通常，人們並不真的相信自己心想就能事成——如果你告訴某人閉上眼睛再睜開時夢想就會成真，多數人只會笑著說你在開玩笑。然而喜劇演員史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提供了許多鮮活的例子，證明很多人的行為確實受到「一廂情願」的影響，換言之，他們相信自己的願望終將「成真」。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受此影響，大致有兩個途徑：第一，他們會無視一切負面訊息，不論這些訊息多麼真實，其觀點都不會動搖；第二，當這些建立在忽視之上的觀點無法說服別人時，他們很快陷入憤怒。
例如：相信神創論的人質疑進化論只是片面之詞，哪怕證據就擺在眼前；有人不相信地球正在暖化，或認為人類與此毫無關係，即使所有科學數據都指出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溫度持續加速上升；有人相信美國總統歐巴馬是穆斯林、並非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的謠言；也有人認為疫苗會導致孩子罹患自閉症。拿證據與這些人理論很難奏效，反而容易招來憤怒——因為這些臆斷出的想法扎根於他們的情感之中，難以用道理撼動。
「一廂情願」在心理學上的好處是：幫助人們舒適地生活在充滿偽善與負面訊息的社會裡，因為它會改變我們所看到的現實，使之迎合我們的感覺、願望與需求。從此人們不再需要掙扎著壓抑內心的不滿。換言之，「一廂情願」讓我們活得更輕鬆。
「一廂情願」可以從人們的反應印證一些不言而喻的結論。比如，美國人普遍相信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同時也暗示：人們獲得的一切成就都與自身選擇息息相關。在堅信這一理念的前提下，人們傾向認為貧困家庭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他們做了錯誤決定，或是人格存在缺陷——於是人們多了一個不去幫助窮人的藉口。再進一步，人們更願意相信社會底層的人是咎由自取。種族歧視大概也是同樣的道理。
個體差異毋庸置疑：因人們情緒作用的強度不同而有所區別，也與各自的認知系統有關。這些差異可能在成長過程中習得，也可能與大腦結構差異有關。個體差異是性格的一部分，成年後很難再改變，並在諸多方面影響人們的生活，包括擇偶、是否給孩子接種疫苗、是否選擇家庭教育取代學校教育，以及投票給哪位政客。
「否認」與「失調消減」，是解釋人們如何在充滿偽善與負面訊息的社會中舒適生活的兩大理論。「否認」暗示著人們內心為忽略特定事件而進行的持久且痛苦的掙扎。相比之下，鄧肯和巴雷特提出的「一廂情願」理論——即情感取代認知——提供了一個更合情合理的解釋：我們所想、所感、所需，把我們希望看到的現實變成了現實。這些自我建構的現實幫助我們化解偽善、忽略負面訊息，使生活更容易被接受。當然，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其實很容易辨認——他們那無理的固執，以及一觸即發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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