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當我拜訪心理學家索妮亞·柳博米爾斯基（Sonja Lyubomirsky）時，她正忙著接聽豐田普銳斯經銷商打來的一連串電話。最終敲定車型後，一聽說兩天內就能提車，她高興得不得了。無論這份熱情是否源於她的實用主義性格，有一點我很清楚：她買下的不只是一輛車，更是一種全新的生活體驗。
普銳斯是一款油電混合動力車，對環境的影響相對溫和；而加州法律又允許某些混合動力車行駛共乘車道。她住在海濱城市聖塔莫尼卡，上班地點則在約70英里外的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能走共乘車道，意味著今後往返兩地將快上許多。
一月下旬，也就是買車兩星期後，這位臉上常掛著微笑、總願意為生活投入熱情與幽默的40歲女性表示，自己依然「百分之百喜歡她的普銳斯」。難道新鮮感過後，她的興奮絲毫未減？抑或是天性樂觀的她，本來就更容易從中獲得快樂？
柳博米爾斯基是一位專門研究幸福感持久性的實驗心理學家，她對幸福的理解遠比一般人深刻。她絕不會像多數人那樣，把幸福全部寄託在一輛新車或某次好運上。因為人類似乎能適應一切——包括幸福感本身。這種適應會讓我們很快回到各自的幸福「正常水平」，再強烈的喜悅終究歸於平淡。
關於「幸福適應性現象」，1970年代曾有一項經典研究，對象是樂透彩大獎得主。結果顯示，這些一夜暴富的中獎者，一年之後的幸福感竟與從未中獎的人沒有明顯差別。這種現象恰好解釋了人生中司空見慣的疑問：加薪、結婚、身體健康、搬進新居……為什麼這些重大變化對提升幸福感的效用都難以長久？
不僅如此，針對雙胞胎與被領養者的研究也表明，每個人約有一半的幸福水平是與生俱來的。這條「遺傳界線」就像一道看不見的天花板：無論往生命裡注入多少快樂，超出界線的部分終將慢慢流失，幸福感最終仍會回落到基因設定好的基準線上。
柳博米爾斯基的主要合作者、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心理學家肯恩·謝爾頓（Ken Sheldon）形容：「在幸福感方面，一直存在一種類似彈簧的回拉效應。有人以為只要選對人生目標，就能永久提高幸福感，但各種研究文獻都表明這幾乎做不到——幸福感上升多少，終究會回落多少。」
柳博米爾斯基、謝爾頓，以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心理學家大衛·史卡德（David Schkade），將相關研究成果綜合整理，以一張「蛋糕圖」呈現影響幸福的各種因素：
柳博米爾斯基指出，由於過去從未有過類似的綜合研究，這40%長期處於「講不清楚」的狀態。但她相信，剔除遺傳與環境因素後剩下的部分，正是個人可以主導的「意向性活動」——也就是為了對抗適應性的下拉力，而必須採取的種種心理對策與行為對策。
柳博米爾斯基研究的正是這種行為。理論上它必然存在——正如運動員透過鍛鍊與飲食控制，可以把體重維持在遺傳設定值以下一樣。但在她之前，「提升幸福感的研究領域存在一大片真空」。
她的博士導師、賓夕法尼亞大學著名心理學家、「積極心理學奠基人」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解釋：「有些科學研究實際上干擾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特別是樂透彩研究，往往令人羞於啟齒。」此外，過去對幸福的整體分析多依賴間接的相關性研究，很難釐清變數之間的先後順序，更遑論因果關係。例如，與其直接問孤獨的人對生活是否滿意，不如去了解社交廣泛的人：是朋友讓他們更快樂？還是快樂的人本來就更願意結交朋友、也更吸引朋友？
1989年，還在攻讀研究所的柳博米爾斯基，因為與導師的一次深談，決定投身幸福感研究。她的導師、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李·羅斯（Lee Ross）談起一位特別懂得快樂的朋友，令她印象深刻。羅斯說，這位朋友的雙親都在納粹大屠殺中遇害；對他而言，大屠殺留下的啟示是：若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悶悶不樂，未免太不值得、也太不優雅。相反，人應該在生活中、在人與人的關係裡，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快樂。
心理學家早就知道，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讀，但這些看法究竟如何影響個人幸福，當時幾乎沒有研究。在那個年代，「幸福感」被視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話題，根本算不上科學命題，也沒有儀器能逐層掃描並精確記錄人的幸福讀數。
儘管如此，柳博米爾斯基仍為這門新興學科注入了科學活力。她堅信，個人主觀感受到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設計了包含四個問題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她給幸福下了一個務實的定義：幸福就是快樂而滿足的人生——既要有愉悅的感受，也要有對生活的正面判斷。（按照這個標準，一位因照顧嬰兒而睡眠不足、疲憊不堪的新手媽媽，或一個置身熱鬧派對卻因缺乏目標而感到空虛的女孩，都不能算是真正幸福。）
如今，柳博米爾斯基已很少直接面對研究對象。參與者要麼在現實生活中完成練習，要麼在家透過電腦回答詳細問卷。為檢驗作答的真誠度，她還會交叉比對資料，例如為每份問卷計時等。
由於需要足夠的樣本人數與較長的研究週期，這類研究的費用相當可觀。所幸兩年半前，柳博米爾斯基與謝爾頓獲得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100萬美元經費，得以展開為期五年的研究計畫。正如塞利格曼所言，可供測試的幸福策略俯拾皆是——從佛教教義到勵志大師托尼·羅賓斯的幸福觀，不一而足。
柳博米爾斯基選定了三種公認有效的幸福策略：友愛（善意行為）、感恩與樂觀——這三者同樣是既往科學研究中，與個人幸福關係最密切的因素。
但她的目的不只是檢驗策略是否有效，更要深入探究幸福產生的心理機制。例如，「每天寫感恩日記」本是老生常談，但有研究發現，天天記錄的人反而不如每周統計一次幸運事件的人來得快樂。這證實了她的直覺：時機很重要。變化同樣重要——善意行為干預實驗發現，依照建議經常調整善行內容的受試者，最終比固守單一行善模式的人更快樂。
她還會詢問與實驗無關的中間人：「為什麼友善的舉動會讓你感到開心？」她自己則說：「我做的是基礎研究，不是應用研究。我對策略本身並不特別著迷，我只專注於這些幸福對策背後的運作機制。」
干預實驗的初步成果令人振奮，但要保住幸福果實，難度就大了。實驗結束幾個月後，停止練習者的幸福感紛紛下滑。這或許就像服藥或節食——唯有持之以恆才能見效，養成習慣是最關鍵的一環。
另一個重點是訓練內容必須因人而異，也就是「契合度」的問題。如果「想像自己最有可能的最佳形象」（樂觀訓練）讓你覺得彆扭勉強，就很難堅持下去。
最重要的一點，也許是盡快擺脫「幸福水平一成不變」的宿命論，認識到持續的努力確實可以提高幸福感。柳博米爾斯基大膽斷言：「很多人並沒有努力為自己的情感生活傾注心血，但要付出的心血確實是巨大的。」換句話說，幸福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一種可以靠後天練習培養的能力——只要你願意開始，並且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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