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之所以引起社會巨大關注，是因為它有意無意間激起了城市白領的內心波瀾，至今仍被許多人當作「辦公室政治活教材」反覆研習。與之相對，《蝸居》反映的則是城市白領生活的重壓與艱難。
至於《杜拉拉升職記》，其電視劇與電影版尚未上映，會有怎樣的呈現仍是未知數。就原著而言，它對職場描摹的深度遠不及《潛伏》，對白領生活現狀的真實剖析，更無法與《蝸居》相提並論。
原著《杜拉拉升職記》成書較早。在那個年代，這種在世界五百強企業裡扶搖直上的個人奮鬥史，不需要太深刻、太刁鑽、太露骨，就已經足夠吸引眼球。幾年過去，這本書已經頗有點岑凱倫加瓊瑤式的矯情造作和嗲聲嗲氣了。
相比之下，《蝸居》裡的台詞常常如醍醐灌頂般令人警醒。細想起來，其中大多似是而非，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敢於比較正面、冷酷地解讀當下中國城市裡，前仆後繼經歷追夢與夢碎的白領們最真實的人生體驗。
哪裡有真正的小資？其實都是苦苦攀爬的蝸牛——脆弱嬌小的身軀，經不起最輕微的風吹草動，稍有不慎，長期的、多年的、乃至終生的執拗與堅持立刻灰飛煙滅。
不過先別急著可先別急著可憐蝸牛，牠比我們大多數人要富有，因為牠天生有房子。所以準確地說，中國的城市白領不是蝸牛，而是沒有殼的蝸牛。
海萍及其周遭所有人的喜怒哀樂，在中國的城市裡司空見慣。他們的生活徹底被房子左右，而房子是什麼？無非是夜幕下燈火輝煌的城市中，那無數可以忽略不計的小窗戶。
一個經濟飛速發展的國家，注定迎來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歷史洪流。海萍和她周遭所有的人，無非是被這股巨大洪流沖進城市的、沒有殼的蝸牛——這就是我們這代中國人的命運。
如果僅僅上溯百年，我們其實是無權喊苦、喊累、喊不幸的一代中國人。我們生長在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天生擁有父輩、祖輩所缺失的「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我們是「蜜罐兒裡泡大」的一代，也是被中國城市化大潮席捲的一代。
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到底有多少？一個中國城市輕輕鬆鬆就有千萬人口，僅僅是吃喝拉撒，每天、每小時、每分、每秒所消耗的水、電、煤、氣、糧食、蔬菜有多少？造就的廢氣、污水、垃圾又有多少？天文數字吧。
而住房，僅僅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冰山一角。《蝸居》所展示的這一角，已經讓中國的城市人活得苟延殘喘、步履維艱。
面對這樣一個大的社會問題，具體而微地討論「房子是不是幸福的關鍵」，看上去有道理，實際上很扯淡。每個人對幸福的渴望與解讀都是獨特的，沒有一種幸福可以隨便複製與拷貝；也許有公認的幸福，但旁人永遠無法真的學到精髓。此時此刻，喪心病狂地從羨慕變成嫉妒、恨，也比花癡般選擇追捧與效仿來得理性得多。
問題的關鍵，不是房子與幸福的關係，而是房子何以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
可是，「窮」如白領，我們還能想什麼呢？我們也想大聲問一聲：為什麼不能讓大多數人「安居樂業」？可是我們憑什麼？
我們只能大口吃「河蟹」，然後精神抖擻地如此奮鬥：「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連串數字蹦出來：房貸六千，吃穿用兩千五，人情往來六百，交通費五百八，物業管理費三百四……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這些數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而且，這還是過得不錯的中國白領——因為她有工作，而且收入還不錯；她有房子，而且還不算太小；她天性樂觀而堅強，因而沒有被逼出抑鬱症；她有自己的堅守與把握，才沒有如海藻般丟失自我、被欲望吞沒。最重要的是，她有個愛自己的老公，有個聽話的孩子，她的家庭溫暖而充滿親情。
《蝸居》的主創還沒有殘酷到給海萍製造更多麻煩，比如丈夫出軌、孩子有病、老人臥床等等。不過真要那樣，這部電視劇就徹底沒法兒看了。
其實海萍的人生，對於現實生活最具指導意義的啟示就兩個字：簡單！
與個人幸福最息息相關的，絕對不是物化的東西。人要學會活得簡單，這比房子、票子重要多了。與之相對比，活得最複雜的莫過於宋思明——他的事業、生活、為人處事都頭緒繁多、深不可測，自作聰明地以為可以駕馭一切，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當然，也許這樣的生活方式與生存狀態，在現今的中國同樣隨處可見。
迷失在城市裡的人再多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國家迷失在城市化的進程裡。中國的城市化似乎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車輪，到底有多少東西已經、將要被它碾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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