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訛人」也沒人敢扶：見義勇為為何淪為社會「稀缺品」？

七旬老人倒地半小時，路人視而不見

11月15日下午，河北邯鄲市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聯紡路上，長達半個小時裡，往來行人竟視而不見。途經此處的出租車司機王鐵軍將老人救起後，老人說的第一句話竟是：「謝謝你，放心吧，我不會訛人！」把老人平安送到家後，他的兒媳婦掏出100元錢要酬謝王鐵軍，也被婉言謝絕了。

一句「我不會訛人」，道盡多少心酸與無奈。當救助者需要被救者「擔保免責」，當行善之前要先衡量風險與後果，這一幕本身就是對社會信任最深刻的諷刺。

助人為樂本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然而自2007年「彭宇案」發生後，法官的一紙判決讓好人很受傷——昏倒路邊的老人彷彿一夜之間成了「瘟神」，路人唯恐避之不及，很少有人再敢伸出援手。

有人說，「彭宇案」的一紙判決讓中國的道德水平倒退了30年。此言雖有誇張之嫌，但該案的確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助人為樂的態度。這是法治的悲哀，是道德的悲哀，更是當今社會的悲哀。

毋庸諱言，見義勇為、助人為樂正日益成為社會的「稀缺產品」。人們似乎把這些善舉看作需要衡量成本與後果的「風險投資」。於是，社會上頻頻上演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持刀搶劫卻無人相幫、公交車上歹徒公然施暴而全車乘客事不關己的荒誕劇；至於因病突然昏倒路旁無人救助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

輿論可以抱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但更值得追問的是：我們是否對見義勇為精神為何日益「稀缺」作過制度層面的深刻剖析？

著名學者李慎之曾說：「千差別，萬差別，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和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這給我們一個啟示：我們這個時代在物質上可能「不差錢」，但精神上恰恰缺乏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面對傳統道德體系的日趨瓦解，面對危急關頭急需幫助的弱勢者，如何讓國人重拾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的信心，值得國家和社會深刻反思。

對因見義勇為、助人為樂而在道義和經濟上需要幫助的人，有必要採取一定的「精神獎勵」與「物質幫助」，特別是要將當前「社團自救」的形式規制到「民政救濟」制度之中，以此明確政府的責任，細化社會道德義務的分工。

當公共秩序遭遇破壞、公共信任遭遇危機時，政府就應為挺身而出者打消後顧之憂——承載那些因善舉而帶來的無法預知的後果，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實現它，更多地需要具體而明確的制度安排，修復並堵死制度的殘缺，而不是泛化得幾近蒼白的道德宣教。

唯有讓好人不再流血又流淚，讓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有制度兜底，「不會訛人」才不必說出口，見義勇為才能重新成為社會的常態，而非人人卻步的「稀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