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是1997年，我讀到黃奇逸教授的名著《歷史的荒原》，其後得識黃先生其人，自然而然形成了半師半友、亦師亦友的默契。黃先生最初感動我的，是他頑強的生存方式，以及為執著探究上古文明形態所付出的種種艱苦卓絕的努力；其次才是他對上古文化哲學結構的認知，以及由此展現出「開張天岸馬」般的豪邁與灑脫。黃先生其人其述，及時彌補了我知識結構上的缺陷；再加上對黃仁宇先生著述的反覆揣摩，使我能夠以《周易》的精神與更廣長的視界，去觀察世間萬物以及人類自身的歷史。
此間，我受導師胡邦炜先生之命，與他合作編著了《周易之謎》；到1998年底，為傳述李仲愚先生的醫道學術思想，我又開始編撰《醫道家課》與《醫道靈源》，並由此開始思考宗教與醫道融通互攝的諸多問題。這恰恰是黃奇逸先生未曾涉及的領域，也恰恰得到了黃奇逸先生最初、最真誠的鼓勵與幫助。
靈與肉不能斷然區分。正因為靈與肉的交融，宗教與傳統醫學的交攝互動，才上演了人間多少悠遠的故事與驚心的傳奇，也為人類歷史增添了多少亮色的光環與神秘神聖的誘惑。
僅以目前五大宗教的創派祖師為例，哪一位不是醫道高手？他們或多或少總能以入世間醫學的顯效，描繪宗教出世間的神聖與光榮。進一步說，各教派祖師既以醫道作為利生的方便，又深研醫道、豐富醫學的內容，為醫學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我國著名的宗教醫學大家陶弘景、葛洪、孫思邈、王冰等，皆是明證；又如李仲愚先師借國家七五重點科研課題公開的《杵針治療學》，過去就一直在道教與佛教內部流傳。佛教更是把「醫方明」（醫藥學）作為培養高僧的必修課「五明學」之一；西藏黃教祖師宗喀巴在二十餘歲時，就已精通內科與外科（包括開顱）手術。再從五教典籍而言，哪一部不是醫治人類心理疾病的精方良藥？可見，醫心與醫身的理法之間必有交通之所。那麼，這個交通之所究竟在哪裡呢？
帶著這個疑問，我開始追溯人類醫學史的源頭。從黃帝團隊開始，我逐一釐清了醫學史上諸多口頭傳承問題，諸如經絡的發現、百草的嘗味、祝由科的通行、張仲景之前方劑與「禁方」的傳承，特別是中醫學的宗教特質等問題。我終於欣喜地發現：這些問題都離不開宗教精神的指歸，離不開宗教組織中特有的傳承方式。這種特有的傳承方式，既有文字的傳承，又有口耳的傳承，在具體實務中二者緊密聯繫在一起。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如佛門中的禪宗思想可謂遍行天下：從文字傳承而言，既有大部頭的《大般若經》，也有小部頭的《金剛經》，更有漢地特有的《六祖壇經》；但具體修學禪法、要見性開悟，仍必得上人的口傳與印證不可。而目下時興的密法，不論唐密還是藏密，除卻早晚課誦中念誦的儀軌，都另有《本續》類法本以闡釋各種具體修法；修學者要徹底明白學修細節並覺悟，還必須經過上師的灌頂與傳法（即具體的口耳傳承講解、印證與開許）。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特有的「口傳心授」，也是科學昌明的今天，要培養「上工」標準的臨床大家，仍需要師徒授受的文化背景。
乘勢而下，因對國內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實務的辨析掌握與普遍調查，加上赴歐洲諸國考察天主教，赴日本、韓國考察佛教與基督教，赴台灣、香港等地考察佛教與道教等助緣，我終於透過神聖的光環，內視了宗教的終極目標——對此岸特別是彼岸幸福的追求。正如哲人伊壁鳩魯的名言：「幸福就是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無紛擾。」
但靈與肉的超越，脫離不了人類自身的生理基礎。我於是發現宗教各類修身方法中深厚的生理、醫學內涵，更證實了醫學對全體宗教產生發展的強大支撐（則不論各教祖師是否隨時以醫道度人）。這恰恰是宗教具有長期性、群眾性特徵的極其重要的原因。於是有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門的生理基礎、人體經絡與華嚴世界、戒律規範的生理基礎、神通的訓練乃至性命雙修對宗教行為的特殊與不可替代作用等相關論述。
在此過程中，因為數位法師與道長的勸請，遂將宗教修證中相關疾病的防治一併撰成文字；加上對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哲學著作《周易》有選擇性的闡釋，全書的框架由此形成。
人生脫離不了生、老、病、死的桎梏，致力於對人類生、老、病、死的自覺關注與關愛，正是宗教終極關懷的極關懷的偉大意義所在。靈與肉的交融，使得宗教不得不從一開始就運用人類全部的心志努力研習醫學，這便導致了傳統中醫學的產生——這就是傳統醫學源於原始宗教的秘密。這個秘密的揭示，對未來醫學的發展，無疑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反過來看，宗教教義乃至宗教的全體行為過程，都離不開醫學的強力支撐。這使得傳統醫學的觸覺，達於宗教精神所能輻射的每一個處所，並為宗教修證本身提供必不可少的助緣。故傳統醫學能屹立於人類安身立命的每個細節與全體的時空之中。所以，今天的醫道中人，當謹記古訓——「不患不知己，患所以立！」
（本文摘自《宗教與中醫學發微》後記，該書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於200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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