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有人定期寫日記，但你聽過有人定期寫遺書嗎？正值壯年的年輕白領，透過寫遺書安排身後事，已不再是新鮮事。這個行為背後，究竟是對死亡的積極正視，還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三年前，34歲的劉曉（化名）的閨蜜小王因車禍身亡，留下兩歲的兒子和在農村的父母。不久後，小王的丈夫再婚，對兒子疏於照顧，小王的父母更是從此失去依靠。從那時起，劉曉便開始悄悄寫遺書，主要內容是財產分配。
「婚前買的那套房子，留給兒子；存款和13萬股票全部留給我媽養老，她獨自一人，沒有依靠。老公，留給你的只有10多萬的保險了……」由於想法和財產隨時在變化，劉曉每隔幾個月就會重寫一次，至今已寫了六封。在她的帶動下，已有兩位朋友開始定期寫遺書。
廣州市公證處統計顯示，近年辦理的遺囑公證中，45歲以下的年輕人佔了5%；在南京，辦理遺囑公證的年齡最小者只有19歲。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寫遺書多少帶有「觸霉頭」的意味，彷彿死亡已經在敲門。如今，正值壯年的白領也開始寫遺書，個體行為變化的背後，反映的是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徐勇分析指出，過去中國人比較忽略個體，更重視集體；在家庭中，通常也更重視夫妻關係，而相對忽略個人需求。但從白領寫遺書的行為和內容中可以看出，他們更注重個人的感受與利益了。
劉勇則表示，某種程度上，透過白領寫遺書的現象，可以看出他們對死亡的正視。「學術界有不少專家一直關注年輕一代的死亡教育問題，但目前我們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死亡教育。白領寫遺書的現象讓我們了解到，有一部分年輕人能夠順利樹立自己的生死觀，並達到處之泰然的境界，這是值得肯定的。同時，這也可以看作是他們對親人的愛與責任的一種體現。」
除了不再避諱談論死亡的積極態度，白領寫遺書的行為，也透露出他們內心的情緒。
劉勇分析，與過去相比，現代社會的人們承受的壓力大得多。上有老、下有小的三十來歲白領，往往感受到來自工作、生活、學習等多個層面的沉重壓力。個體若在重壓之下無法調適好自己的心理和認知，就容易產生逃避心理，最常見的方式是透過調換工作或生活環境來逃避。而當部分人的心理壓力得不到正確疏導，又缺乏他人支持、處於孤立狀態時，就容易產生厭世情緒。在感受到人生乏味或生命危機的時刻，安排身後事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再者，隨著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都市人對生存環境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也在增加。經濟不景氣、天災人禍、交通事故、情感危機等，時刻威脅著生命安全。加上媒體發達，這些資訊被更快速、廣泛地傳播，不少都市白領或多或少會產生「前途未卜」、「朝不保夕」的感受。
而親人、朋友的突然離世，也會引發年輕人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劉勇表示，不同的人在情感處理和認知觀念上有差異，這些差異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大多數人會隨時間推移漸漸淡忘，有的人卻在較長時間內（事發兩個月後）仍無法釋懷，嚴重者甚至導致心理障礙，影響正常生活。有些人在經歷這類突發事件後，會想到要避免因準備不足而引發家人間的財產糾紛，或自己去世後個人意願無法表達等問題，於是選擇寫遺囑來「未雨綢繆」。
「不少名人和商界精英為防止全家人同時遇難，出門時會約定不和自己的太太乘坐同一輛車或同一架班機。」劉勇說，「光看這樣的行為，可能有人會認為有錢人守財，但深究緣由，你會發現這是出於對親情的珍惜。同時，這也反映出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不安定、不安全因素正在增加。」
「一般情況下，一個感覺到自己快要走向生命盡頭的人，寫下的遺書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對自己一生的回顧，二是對自己所有財產的分配。」劉勇分析說，根據艾瑞克森的人生任務與危機學說，一個人在老年階段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回顧自己的人生。而正常情況下，一個三四十歲、身體健康的人，應當關注後代的繁衍、教育等任務，不會進入這樣的狀態。
劉曉的遺囑裡，主要是對財產的分配，這也是年輕白領寫遺書時最關注的部分。從她的財產分配可以看出，是向孩子和父母傾斜的。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她看到好友意外去世後，其丈夫再婚對孩子照顧不夠，死者的父母也失去了依靠。但徐勇分析：「劉曉的焦慮並不在於自己是否會遇到意外而死去，引起她焦慮的是她對關係的理解。可能在她的成長過程中還遇到過其他事件，對她的心理產生了影響。」
劉曉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寫一封遺書。在劉勇看來，這個行為本身可以降低她的焦慮情緒，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
寫遺書的行為本身無可厚非，但我們該如何知道這一行為背後，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潛台詞」呢？劉勇提供了一些自我評估的小方法。如果你也經常寫遺書，不妨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從答案中了解自己的內心：
1. 你寫遺書的關注點是什麼？願望是什麼？
2. 如果不寫遺書，你會擔心什麼？
3. 第一次想到寫遺書時，是否遇到了什麼事情？它帶給你怎樣的影響？
4. 寫遺書之前和寫完遺書之後，你的內心感受有何不同？
5. 除了寫遺書，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你獲得同樣的感受？有沒有想過用其他行為來代替寫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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