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樊市中心醫院內分泌專科醫學碩士、科室副主任高凌回憶，15年前，每當病房住進一位糖尿病患者，上級醫生都會把年輕醫生叫到病床前，認真講解這在當時相對少見的病例。然而今天，不僅在內分泌科，就連外科、婦產科也經常遇到合併糖尿病的患者，光是會診就讓內分泌科醫生應接不暇。高凌醫生講述了幾位糖尿病患者與疾病共處的真實故事，希望對廣大讀者有所借鑒。
45歲的崔先生，已有9年糖尿病病史。提起自己的疾病，他滿臉懊悔。
崔先生生性豪爽，因此結交了不少朋友。每個周末，他總是在酒桌上度過。出於對朋友的誠意，他的酒量從最初的三兩、四兩，一路發展到一斤。嗜酒的他對肉更是情有獨鍾，尤其偏愛紅燒肉，而且要五碗才配得上一斤白酒。長期的豪飲暴食讓他的體重與日俱增——30歲時，身高170厘米的他，體重已達90公斤。
正當「崔一斤」的美稱不脛而走時，崔先生開始出現頭痛、頭暈、眼花等症狀，到醫院就診後才知道自己已經患上了高血壓和糖尿病。
從此，崔先生展開了與高血壓、糖尿病的終身抗爭。即使朋友相聚，他也滴酒不沾；面對美味佳餚，筷子伸到盤邊又收回。正因如此，9年來他的血壓和血糖始終控制在相對穩定的水平。
張家和李家是兩個互不相關的家庭，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糖尿病之家」，但兩家的結局卻截然不同。
張家的兩姐妹中，小妹患有糖尿病；大姐40多歲時因糖尿病雙目失明，失明不久便死於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大姐的兒子也在40歲時患上糖尿病。
與張家不同，李家四姐妹雖然都是糖尿病患者，但至今仍相對高質量地生活著，如今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更令人欣慰的是，四姐妹的後代中至今無一人患上糖尿病。
原來，這主要取決於對糖尿病的重視程度和就醫條件的差別。
張家姐姐生活在小城鎮，受文化水平和經濟條件的限制，直到走路心慌氣急才去醫院看病，那時她已是重症糖尿病患者。由於經濟拮据，她沒有接受系統的糖尿病治療，也從未參加過任何防治知識培訓，實在病得受不了才去醫院看一次門診，或聽信偏方隨意治療。結果病情急轉直下，早早雙目失明，隨後很快發展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全身多器官功能受損，最終不治身亡。
她的兒子同樣沒有接受過糖尿病防治知識教育，未能及早進行生活方式干預、做好預防工作，結果步了母親的後塵。
相比之下，李家四姐妹要幸運得多。正因為四人都患糖尿病，整個大家庭的每個成員都非常重視這種疾病。當後代們意識到自己比沒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患病風險高出50%時，便早早開始預防。四個家庭除了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外，每家都備有電子血糖儀，孩子們很小就學會了測量血糖。
54歲的張先生是市區一家化肥廠的工人。4年前的一次體檢中，他被查出血糖增高。他不願相信這張化驗單，複查空腹血糖仍然高於正常，即便如此也沒有引起他的重視。4年來，他一直自行在家服藥，從未到正規醫院的內分泌專科接受系統治療。
由於過於自信自己的抵抗力，張先生從未認真讀過一本糖尿病防治書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健康教育培訓，直到左腳發生糖尿病壞疽不得不截肢時，才住進內分泌科。
那是羊年春節，張先生喜氣洋洋地買了一雙新鞋，上腳時太擠，腳上的皮膚被擠破了皮，他並未在意。年後，他照舊回老家農村小住幾個月，腳上的破潰處卻遲遲不能癒合，創面越來越大。遠離城市的他便入鄉隨俗，用灶灰撒在潰爛處，污染使足部感染越來越嚴重，隨後出現高熱、昏迷等症狀。等家人將他送到醫院時，已發生酮症酸中毒。待血糖穩定、酮症酸中毒得以糾正後，醫生還是將他轉入骨科，進行了截肢手術。
專家建議，所有糖尿病患者每年應至少接受一次足部檢查，以及早識別高危足狀況。檢查項目包括：足部保護性感覺評估、足部結構與生物力學檢查、血管狀況以及皮膚完整性評估。及早發現問題、及時干預，才能避免截肢等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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