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富士康總裁郭台銘邀請海內外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及精神病學等領域專家前往深圳廠區「會診」,尋找帶領企業擺脫員工「連跳」陰影的出路。作為受邀的社會心理學專家,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彭凱平在分析「連跳」成因時強調,這些悲劇的核心並非單純的個人病理問題,而是社會關係的疏離。他同時呼籲,社會不僅要關注逝者,更應重視身邊99%以上健康人群的心理衛生,鼓勵大家主動建立社交圈、經營人際支持網絡,以改善整體心理狀態。
彭凱平: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伯克利加州大學心理學系終身教授。
新京報:聽說您才從深圳回來。您22日參加的「富士康專家會診」,各方有沒有達成一致的說法?
彭凱平:說「會診」其實不太確切。我個人認為,富士康面對的是企業轉型過程中的心理危機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而不是簡單的心理或病理問題。所以這一次,我們並不是去給員工做心理診斷,而是希望讓大家從事件中得到教育,從已經發生的負面行為和思維中,發現正面的榜樣。
新京報:您在富士康有沒有發現正面的榜樣?員工們的狀態怎麼樣?
彭凱平:我在富士康就見到非常快樂的員工,小姑娘、小伙子們成群結隊地往外走。事實上,大部分輕生者在富士康工作的時間都比較短,最多一年半,最少只有兩三個月。如果單論工作壓力,肯定不比老員工更大。我認為,「跳樓」主要是由不適應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造成的。
這種心理落差主要表現在幾個層面:
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落差——滿懷期待來到大城市,但高強度的密集勞動讓他們「看得到城市,卻感受不到城市」;
第二,從家庭到社會的落差——從家庭的呵護走向自力更生;
第三,心理環境的落差——從被保護、被尊重的環境,轉入充滿批評與管制的環境;從原本擁有社會支持的關係網絡,變成幾乎沒有任何依靠的孤島。
現代社會學創始人愛米爾·杜爾凱姆(Émile Durkheim)認為,自殺既不取決於經濟基礎,也不完全由家庭背景決定;相反,社會關係的親疏,才是造成自殺的最主要原因。外出打工者從熟悉的農村環境走進完全陌生的城市,這種變遷造成了與原有關係的分離,本質上仍是社會關係的隔離。而一系列跳樓事件,正是社會劇變引發心理衝突的集中表現。因此,防止惡性自殺事件,應該由社會學和心理學攜手合作、共同應對。
新京報:有心理諮詢師認為,從農村到城市務工的年輕人因為無法適應城市環境而產生的「心理隔斷期」,是他們自殺的一個誘因。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彭凱平:「心理隔斷期」?確切的說法應該是「心理斷乳期」。這種說法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但我個人不太認可。因為「心理斷乳期」強調從個人內心世界尋找問題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會因素的影響;而且這個學說太悲觀,把人看得太脆弱。實際上,人的內心往往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堅強。
從杜爾凱姆的經典理論到彭凱平的現場觀察,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穩固的社會關係與人際支持,是抵禦心理危機最有效的屏障。對遠離家鄉的務工者而言,主動融入社群尤其重要——例如與同事組成互助小圈、定期與家人朋友保持聯繫、參加工會或興趣社團活動等。當個人身處困境時,一個可以傾訴、求助的社交圈,往往就是阻止悲劇發生的第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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