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在思維、感覺、情感與行為上，都可能偶爾出現不同程度的異常。然而，當這種異常超過一定界限——如出現癡呆、緘默、木僵、幻聽、多疑、妄想，甚至譫妄、不食不眠、驚厥抽搐、排泄失禁、定向失調、行為紊亂，直至狂暴傷人，且反覆發作時——便屬於精神疾患的症狀。遺憾的是，這類病人往往被視為「異類」，不是被看作作祟害人的惡魔，就是被當成低人一等的賤民，甚至像對待家畜野獸一般加以虐待。從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國教之後的一千多年裡，特別是在黑暗的中世紀，西方史學家記錄了一件件人對人的極端冷酷事例。
古人相信，一切疾病的產生都是由於惡魔擾亂，治療的唯一辦法就是「驅魔」。《聖經》記載，古代以色列的第一代國王掃羅患了精神病，是因為「有惡魔從神那裡來擾亂」；每次惡魔降臨時，都有人拿琴彈奏，把惡魔趕走。這就是所謂的「驅魔」或「祓魔」。
《聖經》的教導一直為後世所繼承，「驅魔」的方法也不斷增加變化。最常見的是舉行儀式：使用魔鬼天性恐懼的十字符號，象徵性地以吹氣祓除妖魔，或用聖水、誦念聖經、使用聖人遺物，以上帝的名義命令惡魔離開；朝拜聖地也被認為能達到驅魔的目的。此外就是捆綁、鞭笞精神病人，尤其是女性病人。當時大眾相信，意志自由是上帝所賜，發瘋則是惡魔受神或妖巫派遣進入人體的結果，而女人最容易受魔鬼影響。於是，歐洲掀起長達三百年的審判女巫浪潮，成千上萬被認定為妖巫的人——大多是女性——在酷刑之下被迫承認自己是女巫，最終被燒死或絞死。
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中，出現過一種所謂「愚人船」（Narrenschiff）的意象：載著精神病人的小船緩緩行駛在萊茵河或佛蘭芒運河平靜的水面上……這並非藝術家的虛構或空想。
那個時期，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許多城鎮的檔案顯示，城鎮會定期驅逐精神上有缺陷或瘋癲的人，無論他們是本地人還是來此遊蕩、探親訪友的暫住者。當局設法租船遣散他們，或轉交給水手、商人、香客帶走。檔案記載，十五世紀上半葉，紐倫堡已登記的六十三名精神病人中有三十一名被驅逐；此後五十年裡，又有二十一名被強行遣送。這還只是已被拘留的病人，街頭臨時抓捕後立即遣送的不計其數。遣送的結果常常是船員和水手提前把這些令人厭惡的受難者趕下船；遭驅趕者還常受到鞭笞，目的是使他們不再返回，若有人不理會警告，就會遭到更重的棍棒懲罰——因為人們相信這是懲罰瀆聖罪的通用形式，對瘋子特別有效。
並非所有瘋癲者都被驅趕離開城鎮。事實上，歐洲各城鎮專門建有「瘋人塔」（Narrentürme）或供瘋人居住的單人房，瘋人也常被集中在醫院裡。巴黎幾家著名醫院（如主宮醫院 Hôtel-Dieu 等）都為瘋癲病人另設專門小房；埃賓的條頓騎士醫院設有「瘋人院」（Tollhaus）；愛爾福特的格羅茲醫院設有「瘋人棚」（Tollkoben）。倫敦伯利恆聖瑪麗醫院一四〇三年的入院名單上，記錄有六名「喪失理性的」男人。
千萬不要以為病人一旦收進醫院就萬事大吉。事實是，這些病人只是被關押起來，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療。俗稱貝德蘭姆（Bedlam）的倫敦伯利恆皇家醫院建於一二四七年，是英國第一家精神病院，聞名世界，但同樣以對待精神病人異常殘酷野蠻而臭名昭著，以致「貝德蘭姆」一詞竟成為「可怕的精神病院」的同義語，成為英語中的一個普通名詞。
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戰爭、大屠殺、恐怖事件和瘟疫不斷，社會一片混亂，這對王權統治構成威脅。君主們感到，要維持絕對權力，唯一辦法就是使社會保持穩定秩序，對一切可能影響社會秩序的人採取強硬嚴厲的態度，最好使他們與社會隔離。日益增強的理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加速了這一進程。其中實行得最有系統的是法國：一六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皇家詔書提出在巴黎建立「總醫院」（Hôpital Général）。
建立「總醫院」的根本目的是清除街頭的窮人和妨礙秩序的閒散之人，把他們轉化為穩重的勞動者。但在當局看來，非理性的精神病人比任何人都更令人討厭，因為這些人「不可教」。因此，在這個所謂「大禁閉時期」，精神病人與窮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業青年一起被掃進新型「總醫院」，約占所有被收容者的十分之一，是最有可能被無限期禁閉的人群。
總醫院並不是醫療機構——只要想想這裡共收容六千人之多，卻僅配備一名醫生，便可想而知。據參觀過這類機構的人描述，被禁閉在比塞特醫院等處的精神病人，房門緊閉，門旁只有一個安了鐵條的小洞透光，食物就從鐵條間送入。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只有一條草墊，躺下時頭、腳和身體緊貼牆壁，入睡時浸泡在牆壁滲出的水中。薩爾佩特里埃的精神病人住處是與陰溝同等高度的牢房，常遭成群巨鼠襲擊，有的病人臉、手、腳都被咬傷。病人通常還被鐵鐐鎖在牆上或床上，有的脖子上套著鏈條，鎖在天花板或地板的活動鐵棒上……類似「總醫院」的機構不僅在法國大量建立，到大革命前夕，歐洲各國也先後普遍設立。德語國家的漢堡、巴塞爾、布雷斯勞、法蘭克福、柯尼斯堡、萊比錫、哈雷、卡塞爾等地都建有名稱不一、實質相同的機構。英國的禁閉歷史更長，早在一五七五年就建起「教養院」，其後又在布里斯托、都柏林、普利茅斯等地建起「濟貧院」、「感化院」等。
更令人髮指的是，十八世紀，伯利恆醫院甚至把院裡的瘋癲者當作展品向公眾展示，參觀一次收費一到二便士。據統計，英國每年從這種展覽中收入四百英鎊，意味著每年參觀人次高達九萬六千。
精神病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逐漸引起廣泛注意。雖然一些有識之士著述呼籲、倡議法案，但均未能產生實效。直到勇敢的菲利普·皮內爾站出來，精神病人的境遇才開始真正改變。
菲利普·皮內爾（Philippe Pinel，1745–1826）生於法國南部的拉瓦爾，一七七二年在圖盧茲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後，赴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學深造，一七七八年來到巴黎。
皮內爾有一位朋友患有精神病，一次發作時逃進大森林，結果被狼群吃掉。朋友的死令皮內爾深受震驚，他下定決心獻身精神病學研究，很快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一七九二年，皮內爾成為比塞特的一名醫生。他在看診之餘私下探訪被禁閉的病人，發現許多人被鎖住，遭受野獸般的對待。他深表同情，把自己與病人接觸的經歷及治療設想寫進一八〇一年在巴黎出版的專著《有關精神錯亂或狂躁症的醫學哲學論文》。在此書及一七九八年出版的《疾病的哲學分類》中，皮內爾確信瘋癲者是確實有病，而不是簡單的怪異或邪惡，更不是魔鬼附身；他一方面論述精神紊亂源於腦部紊亂並引起人格紊亂，同時又順應人道主義運動，著重指出要減輕患者痛苦。皮內爾的工作一掃以往對待精神病人的舊觀念，使疾病與魔鬼學徹底決裂，他的著作被認為是精神病學史上的里程碑。
在與病人的接觸中，皮內爾深信精神疾患是患者受到社會和心理過分壓力的結果，因此應該設法讓這些可憐的人擺脫鎖鏈的束縛。
這正是大革命「恐怖時期」的最高潮。負責囚犯和醫院事務的三執政之一喬治·庫東（Georges Couthon）以嚴厲聞名，他堅決主張處死國王路易十六，曾在國民公會猛烈抨擊溫和的吉倫特派議員，演說中要求殺絕共和國的一切敵人。皮內爾不顧個人安危面見庫東，提出要對精神病人進行治療實驗——若實驗失敗，很容易被視為政治陰謀，威脅到自己的生命。庫東跟隨皮內爾來到牢房，看到不少已被鎖了三四十年的瘋子後，驚異地問：「公民，你尋求解放這些牲畜，該不是瘋了吧？」皮內爾鎮靜地回答：「公民，我確信這些人之所以難以駕馭，是因為他們被剝奪了呼吸新鮮空氣和享受自由的權利。」庫東答應了：「那好，對於他們，你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吧。」但隨即警告：「不過我擔心你可能成為自己所提假設的犧牲品。」命運幫了皮內爾的忙，使他得以將治病與政治分離開來。
一七九三年，皮內爾先在比塞特謹慎挑選了一些他相信能對自己行為負責的病人進行心理治療實驗，取得戲劇性的成功，大部分病人獲得釋放；另一些病人在治療中有足夠改善，也解除了鐐銬重獲自由；還有一些具攻擊性的病人雖仍需監禁控制，也盡可能得到人道對待。在這項工作中，皮內爾為自己與病人的情感交流感到極大的愉快。他深深感受到：「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誰比大多數有幸處於康復階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愛、更溫和、更充滿情感、更忠於職守。」
比塞特的成功使皮內爾有信心在薩爾佩特里埃以同樣方式處理病人。他又收集整理出版自己的治療資料，介紹給所教授的學生。
皮內爾最著名的學生讓·埃蒂安·多米尼克·埃斯基洛（Jean-É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親眼目睹過許多「總醫院」、收容院和教養院，對精神病人的遭遇深表同情。他滿懷激情地寫道：「……那些不幸的人們手銬腳鐐地與犯人一起被禁閉在地牢裡，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景啊！這些緘默的精神病人所受的待遇比犯人還壞。」埃斯基洛根據直接觀察，堅持與老師相同的看法——精神病由社會和心理壓力造成，並注意到環境對治療的重要性。他相信收容所本身應是一個「治療機構」，院所建築和一切場地都應有利於疾病的治療。一八二六年繼承皮內爾出任薩爾佩特里埃醫院主任醫師後，埃斯基洛進一步發展了診斷和治療技術，確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統，在推動精神病人獲得人道治療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皮內爾的開拓之後，除了埃斯基洛，還應提到美國費城的本傑明·拉什、英國的威廉·圖克等人，他們共同推動了精神病人待遇從冷酷走向仁愛的歷史進程。回望這段漫長而沉重的歷史，我們更能體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正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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