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後遺症與「典型性遺忘」：誰記得那些非典倖存者？

國際殘疾人日前後，記者走訪了一個特殊的殘疾人群體——非典後遺症患者。他們曾從死神手中逃脫，卻在漫長的康復路上被社會漸漸遺忘。

倖存者的沉重代價

根據公開數據，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中國大陸共報告非典病例5000多例，其中死亡300多例。然而，在約4700名倖存患者中，究竟有多少人患有非典後遺症？遺憾的是，至今沒有明確的統計數字。

據相關專家解釋，非典後遺症主要包括股骨頭壞死、肺部纖維化、精神抑鬱症等。但醫學上的病症並非非典後遺症的全部表現：因病致殘之外，還有人丟掉工作、花光積蓄治病而因病致貧；有人性格改變、家庭失和、夫妻離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因病致慘」。志願者的跟蹤調查顯示，非典後遺症患者中離婚比例高達60%，重度精神抑鬱比例為39%。

有限的救助與公共視野的缺席

對於非典後遺症患者的救濟，央視《新聞1+1》曾介紹北京市的措施：對符合條件的約150名患者，除享受政府免費治療外，紅十字會還提供每人每年4000至8000元的補助。而在北京之外，能夠從網路上搜尋到的醫療救助措施，只有天津等極個別地區。

六年過去了，非典早已湮沒於往事之中，非典後遺症患者在公共視野中彷彿從未出現過。這就是遺忘——就像我們在非典肆虐時學會的洗手，一旦警報解除，一切都如過眼雲煙。曾經萬眾矚目的北京小湯山臨時醫院，如今青草已長進病房。也許這樣一張照片，最能詮釋什麼叫做遺忘。

公共災難的受害者不應被遺忘

公共災難過去了，當年的醫院可以廢棄不用，但那群九死一生的倖存者卻不應被遺忘。誠然，激素類藥物曾在非典緊急治療中被大量使用，這可能是導致股骨頭壞死的主要原因，但這一點不應成為我們記住非典後遺症患者的唯一或主要理由。即便醫療方案真的毫無疏漏，對於那些重返人間陽光的同胞，我們也沒有不聞不問的理由。

只因為他們是一場公共衛生事件中的利益受損者，他們就應當得到必要的救助與補償。誰也無法保證非典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一去便永不復返——今天的受害者是他們，下一次就可能是我們中的一群。關愛他們，就是不遺忘我們自己。

「典型性遺忘」：遺忘他們，就是遺忘自己

然而，我們習慣於遺忘，甚至借助忽視和遺忘一個小群體來忘掉我們自己，這是一種不自知、不自覺的「典型性遺忘」。當我們得知結石寶寶因三鹿破產而求償無門時，有幾個人能從三聚氰胺的模糊記憶裡，描畫出這些結石寶寶的權利方位？甚至，我們會以為他們已經獲得了補償，而那不過是治療費用。法律寫明他們應當從不法廠家那裡得到賠償，而今攤在他們面前的，只剩一雙破產完畢的大手。

當成都女子唐福珍在一團火焰中「暴力抗法」之後，輿論的激憤無可置疑，但我們須知道，在此之前，她和她的家人已抗爭了何止三年五載。在每一場暴力拆遷中，都有一個唐福珍存在，只是我們遺忘了。

為少數人發聲，就是為所有人爭取權利

當我們遺忘結石寶寶和唐福珍時，我們以為遺忘的僅僅是「他們」，僅僅是命運不濟的一小群人。實際上，我們遺忘的就是自己。尋求公正、要求幫助，這是堂堂正正的權利。一小群人的主張，看似只指向他們自己，在更大程度上卻指向全體民眾。

1955年，美國黑人女裁縫帕克斯（Rosa Parks）拒絕為白人讓座，是為她自己的尊嚴，更是為了公民權利的普遍平等。大學生雷闖因申辦健康證而入選中國年度經濟人物評選，因為他個人的權利，也是乙肝攜帶者的群體權利。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不忽略、不遺忘他人，正是最好的銘記與彰顯自我的途徑。